张亚东 | 那些闪亮的岁月,这些平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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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莎男士2019.7.24我要分享

  

  从70年代走来,张亚东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克制、理性,像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男人一样,似乎总有一些无法言说的隐密,闷闷的,用寡言面对世界;然而,张亚东又有一些不一样:如今50岁的他,依然真诚地像一个少年,面带一点儿拘谨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纯粹的光芒。无论在那些闪亮的岁月还是这些平凡的日子里,他都像一个异类,自由地在时代中穿梭。

  “在那个时代我想要不一样的东西,

  音乐刚好给我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式。”

  “小的时候大家都是蓝裤子,白衬衣,红领巾。街上看到的每一个小孩,颜色都是一样的灰蓝绿,流行戴一样的军帽。”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动荡刚刚结束,改革开放之风还未吹进大同这样的小城市,生活仍是循规蹈矩、无聊乏味,世界仿佛是黑白的。而音乐无疑成为了张亚东的画笔和颜料,让他可以给自己的生活“一点儿颜色”。

  

  上衣: BOSS 内搭: Giorgio Armani

  裤子: BOSS

  当然,当年还稚嫩的张亚东还没有改变音乐的崇高理想,于是变革从个人形象开始,就像每个轻狂的年轻人:“我觉得必须要改变,逃学、交白卷,然后后悔,再继续犯错,好不容易留起的长发也都被我妈在我睡着的时候都给剪了。我妈相貌特别美,个性却非常强悍,总是讽刺挖苦以及暴打,恨铁不成钢。”家里无趣的白墙也成为了张亚东的改造试验田:涂鸦、贴海报、挂东西,但是无一不遭到妈妈的铲除,“你只要挂一个什么东西,就一定都得要撕了。必须是干干净净,很乏味,不能想象。”

  “我很幸运,赶上一个好的时代,又遇到很多好人。”

  大同一直以来都被称为“煤城”,似乎空气中都隐约飘着煤味儿,在那个全国还对煤矿资源需求量巨大的年代,大同的经济非常好,很多组织机构都很有钱。于是在大同矿务局文工团中,张亚东接触到合成器、midi音乐制作这些在当时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触碰的东西。

  在歌舞团的十年间,张亚东成为了团里的编曲。歌舞团像一个微型的社会,而才华满满的张亚东则成为了“树大招风”的典型,经历了社会的复杂,也体会到人性的善良:“最早编曲的时候我给乐队配器,那时候就十几岁。等到排练完我收谱子的时候,在“编曲:张亚东”下面突然多了一个字,猪。特别难过,因为总有人是看不起你的。”后来,一个满头白发的吹长号的老师,每次排练总是会进来默默给张亚东拿一杯水。“其实他是用他的行动告诉乐队的人,虽然他特别小,但是你们不要欺负他。”

  “当时离开大同去北京,

  不会觉得没有退路,

  也从没想过退路。”

  13岁,张亚东进入歌舞团;十年间,生活已经非常好,“我不用点名。每个人都要每天点名,我不需要,因为我要熬夜创作,对我非常好。”23岁,他决定离开歌舞团,离开大同,只身到北京闯荡。一次去法国演出需要办护照,那是张亚东第一次办护照,需要回歌舞团拿档案。“我想过,当时我已经离开我的团有一年多,他们可能已经把我除名了。”

  

  上衣 裤子均为: BOSS 内搭: Giorgio Armani

  回到老家后,团里拒绝给张亚东办理,让他找领导去签字。“我就去找领导,我说张老师我要回来拿我的档案,他特别长时间没理我,得好几分钟;最后说好,你去办吧,如果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回来。”也许是因为对张亚东的器重,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性的单纯和简单,老师给张亚东留下的位置坚定了张亚东留在北京的信心,“其实也没想过退路,就是想要无限接近我想要了解的东西。”

  “刚来北京的生活就是买CD,

  看演出,等机会演出。”

  刚刚来到北京的张亚东认识的人不多,除了窝在家里写歌,研究编曲,就是逛CD店,看演出,基本上能看的演出都去看了,完了就等机会,等演出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求知欲太强。想要学习,其实就是想和外面世界更多接触。”音乐厅、酒吧都是张亚东出入的音乐场所,他在北京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后来很多乐手都成了他在录音棚里合作的伙伴,“心情特别好,就觉得一开始看他演出,最后跟他一起合作。”

  在CD这种实体音乐载体还称霸的年代,北京经营着几个选碟品味颇高的CD店,包括大名鼎鼎的“打口碟”老板付雄的店和张有待的店。“有货到了会通知我,比如4AD的说亚东可能会喜欢,直接打电话,‘我们来了一批,你过来听听。’”

  “我九几年给王菲写的歌,

  唱片公司觉得太不商业了,

  两千零几年才发出来。”

  九十年代初,来到北京不久的张亚东遇到了窦唯;合作一段时间后,窦唯便把他介绍给了王菲。王菲和他都属于凭感觉的人,交流不多,合作起来默契倒是挺足。两人合作的第一首歌是专辑《讨好自己》中的歌曲《飘》。

  

  上衣、内搭均为: BOSS

  彼时的张亚东写了不少歌,最后大家选中了《飘》收录进专辑。“除了那个还有,其实95、96年当时我给王菲写过一首歌,后来两千零几年发了,叫《心惊胆战》。九几年写出来,公司觉得太不商业了,这个歌就不要用,录完了以后就被扔在那儿没动。结果是到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说好,发了吧。”2002年,《心惊胆战》被收录进精选集《Faye Best》;2015年,这首歌连同被新艺宝唱片公司拆开发行的其他9首歌被还原成当年王菲本来在新艺宝的最后一张粤语专辑,命名《敷衍》重新“首度”发行,甫一推出便再次激起讨论,得到最多的评价就是“二十年后重听,依然领先时代。”

  “想了十几年的愿望,做一张自己的专辑,结果用一个月做完了。”

  小时候,看着磁带上面的制作名单、专辑名和歌手名,张亚东梦想着有一天磁带内页可以印上自己的名字:“那是一种终于进入唱片工业的感觉,觉得自己被认可的感觉。”来到北京,这个目标逐渐清晰:30岁的时候可以有一张自己的专辑。

  张亚东是幸运的,他真的在30岁之前等来了这个机会,但是“幸福来得太突然”:“非常突然就要做,唱片公司给我一个月时间写完所有歌,连写带编。想了几十年的一个愿望,用一个月特别草率就弄完了。”现在想想,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一张12首歌的专辑简直不可思议,但是29岁的青年的精力是无穷的,灵感是泉涌的,“尽管有特别多不满意的地方,可也是当时自己能做到的极限。”张浅潜作词的《春光》、林夕作词的《只爱陌生人》、王菲后来在幻乐一场演唱翻唱的《雾》……这些一个月写出来的歌,现在依然会感动张亚东。

  “我和张浅潜很多时候是两类人,

  合作的时候冲突大到不能弥合。”

  有些人可能注意到,张亚东的履历上,有一行很概括的字:1999年和张浅潜组成Z2组合,之后自然解散。关于这个组合,网上几乎搜不到任何信息,两人似乎也没发行过任何音乐。

  说起张浅潜,张亚东还是一脸真诚。他用“纯艺术家”、“非常感性”等等溢美之词形容张浅潜,“我至今觉得张浅潜太好了。”然而,熟悉张亚东的人也知道,他是一个在音乐中极其理性的人,“如果这个作品本身没有理性光芒,那就是黯淡。”两人在艺术上的巨大差异最终让这个乐队早夭了:“可惜我们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是两类人,合作起来,有的时候冲突大到不能弥合。”

  “好吧,我其实和流行、

  大众喜欢的东西越来越远。”

  与窦唯合作专辑《艳阳天》、《山河水》,成为王菲的御用制作人,为朴树制作那张标志性的专辑《我去2000年》,这些都让张亚东一步步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抢手,也几乎是最优秀的流行音乐制作人。“我们都是时代宠儿,在那个年代没有竞争的,或者说竞争非常少,你有一点点天赋加努力就有可能出来,放到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想象的超负荷工作量:短短的10年几百首歌曲的制作……然而,灵感像电量,总有耗尽的时候,不“充电”的话,内心就会被掏空。“那么些年累计的东西就被掏空了。该说的都已说完,突然发现要继续补充自己,让自己具有更多能量。”当张亚东开始充电,原来的东西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了,这被他用“吃药失效”来类比:“已经对一种药产生抗药性的时候,你必须要别的东西才能治愈,我慢慢发现,好吧,我其实和流行尤其适合大众喜欢的东西越来越远。”2005年后,张亚东逐渐减少了流行音乐制作。

  “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音乐可以提供了我的另一个生命。”

  一天,张亚东的一个音乐圈外的朋友发来一条短信:“亚东我刚发现原来这首歌是你写的,我们喜欢这个歌。”“其实就是一个很公益的歌,只是没想到是我写的。”简单的一句话让张亚东思考了很多,也很感动:“音乐可以提供了你的另一个生命。你突然变得有一个你之外的东西,而且你也可以试图尽量让这个东西圆满而且不世俗,它是一个超越你的存在,这个特别有意义在我看来。”

  “练琴练久了出个门我会觉得自己特厉害,好像自己比别人多了些什么。”

  张亚东爱买乐器是他的朋友以至很多圈内人都知道的,他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买乐器:从小对乐器的热爱延续到现在,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年龄的增长、音乐创作方式的变化和名气都没有影响张亚东对于乐器技巧的追求,练琴依然是他几乎每天的必做:“我觉得有趣。练了琴我可以不说话,跟自己玩好久。出来就觉得自己特牛,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多了些什么似的。

  

  上衣 裤子均为:Hugo Boss 内搭: Giorgio Armani

  人到中年,张亚东承认他也有点儿焦虑,有点儿不够专注。他在积极让自己变成一个斜杠大叔:电影配乐,专辑,摄影,画画,配音,他知道每件事情都不好做,所以到了这个年纪也会着急;外界也有海量信息每天钻进他的大脑,“很难持续在一个自己的状态里,我处理不了那么多信息,那些东西会影响我。想看又不要被它影响,其实非常困难。”

  “我完全不敢看自己在节目上的表现,

  一期都没看过。”

  曾经说过自己不适合做评委的张亚东,最后还是来了《乐队的夏天》。多年的工作形成的习惯让他养成了一副直脾气:“我跟乐队包括歌手艺人在一起,我说话特别直,完全可以说特难听的话。比如说歌手跟我开会,我会说某一个想法太差了,这太烂了,你这个我受不了。”对他来说,“商业吹捧”任务是由歌迷、粉丝来完成的,他希望更有内容,更有建设性的对话;然而,公共场合对别人品头论足,看起来又着实没什么教养。他一脸为难却又真诚地说着心中的纠结,“我是‘超级乐迷’,我愿意看到别人的好,可我的职业习惯却总是让我最先看见不足,真是煎熬。而且,喜欢哪类音乐毕竟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绪,并无准则。”

  但是,因为有情商高的马东帮自己救场,加上他决定一期节目都不看,节目进行地倒是十分顺利,他还意外地因为人到中年却豪不油腻,对音乐真诚的分享态度圈了一波粉。“说实话我其实是有心理负担的,我不是偶像,但是也不愿意大家讨厌我。而想要大家喜欢的这个心思就是一个大包袱,我想我们都不愿活在别人的期望里。还好我和节目里所有的乐队都没有什么利益瓜葛,也没任何实际冲突,摇滚乐不需要权威,说真话就好。”

  

  

  

  监制 · 佟承岳

  策划 编辑 · 赵文斐

  摄影 · 张博然Eric

  采访、撰文 · 张林鑫

  服装 · Fiona

  妆发 · 邹程(ONTIME)

  服装助理 · 曾宇萌

  新媒体设计 · DinosaurS

  本文刊于《芭莎男士》2019.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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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70年代走来,张亚东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克制、理性,像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男人一样,似乎总有一些无法言说的隐密,闷闷的,用寡言面对世界;然而,张亚东又有一些不一样:如今50岁的他,依然真诚地像一个少年,面带一点儿拘谨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纯粹的光芒。无论在那些闪亮的岁月还是这些平凡的日子里,他都像一个异类,自由地在时代中穿梭。

  “在那个时代我想要不一样的东西,

  音乐刚好给我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式。”

  “小的时候大家都是蓝裤子,白衬衣,红领巾。街上看到的每一个小孩,颜色都是一样的灰蓝绿,流行戴一样的军帽。”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动荡刚刚结束,改革开放之风还未吹进大同这样的小城市,生活仍是循规蹈矩、无聊乏味,世界仿佛是黑白的。而音乐无疑成为了张亚东的画笔和颜料,让他可以给自己的生活“一点儿颜色”。

  

  上衣: BOSS 内搭: Giorgio Armani

  裤子: BOSS

  当然,当年还稚嫩的张亚东还没有改变音乐的崇高理想,于是变革从个人形象开始,就像每个轻狂的年轻人:“我觉得必须要改变,逃学、交白卷,然后后悔,再继续犯错,好不容易留起的长发也都被我妈在我睡着的时候都给剪了。我妈相貌特别美,个性却非常强悍,总是讽刺挖苦以及暴打,恨铁不成钢。”家里无趣的白墙也成为了张亚东的改造试验田:涂鸦、贴海报、挂东西,但是无一不遭到妈妈的铲除,“你只要挂一个什么东西,就一定都得要撕了。必须是干干净净,很乏味,不能想象。”

  “我很幸运,赶上一个好的时代,又遇到很多好人。”

  大同一直以来都被称为“煤城”,似乎空气中都隐约飘着煤味儿,在那个全国还对煤矿资源需求量巨大的年代,大同的经济非常好,很多组织机构都很有钱。于是在大同矿务局文工团中,张亚东接触到合成器、midi音乐制作这些在当时普通人根本没有条件触碰的东西。

  在歌舞团的十年间,张亚东成为了团里的编曲。歌舞团像一个微型的社会,而才华满满的张亚东则成为了“树大招风”的典型,经历了社会的复杂,也体会到人性的善良:“最早编曲的时候我给乐队配器,那时候就十几岁。等到排练完我收谱子的时候,在“编曲:张亚东”下面突然多了一个字,猪。特别难过,因为总有人是看不起你的。”后来,一个满头白发的吹长号的老师,每次排练总是会进来默默给张亚东拿一杯水。“其实他是用他的行动告诉乐队的人,虽然他特别小,但是你们不要欺负他。”

  “当时离开大同去北京,

  不会觉得没有退路,

  也从没想过退路。”

  13岁,张亚东进入歌舞团;十年间,生活已经非常好,“我不用点名。每个人都要每天点名,我不需要,因为我要熬夜创作,对我非常好。”23岁,他决定离开歌舞团,离开大同,只身到北京闯荡。一次去法国演出需要办护照,那是张亚东第一次办护照,需要回歌舞团拿档案。“我想过,当时我已经离开我的团有一年多,他们可能已经把我除名了。”

  

  上衣 裤子均为: BOSS 内搭: Giorgio Armani

  回到老家后,团里拒绝给张亚东办理,让他找领导去签字。“我就去找领导,我说张老师我要回来拿我的档案,他特别长时间没理我,得好几分钟;最后说好,你去办吧,如果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回来。”也许是因为对张亚东的器重,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性的单纯和简单,老师给张亚东留下的位置坚定了张亚东留在北京的信心,“其实也没想过退路,就是想要无限接近我想要了解的东西。”

  “刚来北京的生活就是买CD,

  看演出,等机会演出。”

  刚刚来到北京的张亚东认识的人不多,除了窝在家里写歌,研究编曲,就是逛CD店,看演出,基本上能看的演出都去看了,完了就等机会,等演出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求知欲太强。想要学习,其实就是想和外面世界更多接触。”音乐厅、酒吧都是张亚东出入的音乐场所,他在北京音乐厅听古典音乐会,后来很多乐手都成了他在录音棚里合作的伙伴,“心情特别好,就觉得一开始看他演出,最后跟他一起合作。”

  在CD这种实体音乐载体还称霸的年代,北京经营着几个选碟品味颇高的CD店,包括大名鼎鼎的“打口碟”老板付雄的店和张有待的店。“有货到了会通知我,比如4AD的说亚东可能会喜欢,直接打电话,‘我们来了一批,你过来听听。’”

  “我九几年给王菲写的歌,

  唱片公司觉得太不商业了,

  两千零几年才发出来。”

  九十年代初,来到北京不久的张亚东遇到了窦唯;合作一段时间后,窦唯便把他介绍给了王菲。王菲和他都属于凭感觉的人,交流不多,合作起来默契倒是挺足。两人合作的第一首歌是专辑《讨好自己》中的歌曲《飘》。

  

  上衣、内搭均为: BOSS

  彼时的张亚东写了不少歌,最后大家选中了《飘》收录进专辑。“除了那个还有,其实95、96年当时我给王菲写过一首歌,后来两千零几年发了,叫《心惊胆战》。九几年写出来,公司觉得太不商业了,这个歌就不要用,录完了以后就被扔在那儿没动。结果是到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说好,发了吧。”2002年,《心惊胆战》被收录进精选集《Faye Best》;2015年,这首歌连同被新艺宝唱片公司拆开发行的其他9首歌被还原成当年王菲本来在新艺宝的最后一张粤语专辑,命名《敷衍》重新“首度”发行,甫一推出便再次激起讨论,得到最多的评价就是“二十年后重听,依然领先时代。”

  “想了十几年的愿望,做一张自己的专辑,结果用一个月做完了。”

  小时候,看着磁带上面的制作名单、专辑名和歌手名,张亚东梦想着有一天磁带内页可以印上自己的名字:“那是一种终于进入唱片工业的感觉,觉得自己被认可的感觉。”来到北京,这个目标逐渐清晰:30岁的时候可以有一张自己的专辑。

  张亚东是幸运的,他真的在30岁之前等来了这个机会,但是“幸福来得太突然”:“非常突然就要做,唱片公司给我一个月时间写完所有歌,连写带编。想了几十年的一个愿望,用一个月特别草率就弄完了。”现在想想,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一张12首歌的专辑简直不可思议,但是29岁的青年的精力是无穷的,灵感是泉涌的,“尽管有特别多不满意的地方,可也是当时自己能做到的极限。”张浅潜作词的《春光》、林夕作词的《只爱陌生人》、王菲后来在幻乐一场演唱翻唱的《雾》……这些一个月写出来的歌,现在依然会感动张亚东。

  “我和张浅潜很多时候是两类人,

  合作的时候冲突大到不能弥合。”

  有些人可能注意到,张亚东的履历上,有一行很概括的字:1999年和张浅潜组成Z2组合,之后自然解散。关于这个组合,网上几乎搜不到任何信息,两人似乎也没发行过任何音乐。

  说起张浅潜,张亚东还是一脸真诚。他用“纯艺术家”、“非常感性”等等溢美之词形容张浅潜,“我至今觉得张浅潜太好了。”然而,熟悉张亚东的人也知道,他是一个在音乐中极其理性的人,“如果这个作品本身没有理性光芒,那就是黯淡。”两人在艺术上的巨大差异最终让这个乐队早夭了:“可惜我们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是两类人,合作起来,有的时候冲突大到不能弥合。”

  “好吧,我其实和流行、

  大众喜欢的东西越来越远。”

  与窦唯合作专辑《艳阳天》、《山河水》,成为王菲的御用制作人,为朴树制作那张标志性的专辑《我去2000年》,这些都让张亚东一步步成为了当时中国最抢手,也几乎是最优秀的流行音乐制作人。“我们都是时代宠儿,在那个年代没有竞争的,或者说竞争非常少,你有一点点天赋加努力就有可能出来,放到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想象的超负荷工作量:短短的10年几百首歌曲的制作……然而,灵感像电量,总有耗尽的时候,不“充电”的话,内心就会被掏空。“那么些年累计的东西就被掏空了。该说的都已说完,突然发现要继续补充自己,让自己具有更多能量。”当张亚东开始充电,原来的东西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了,这被他用“吃药失效”来类比:“已经对一种药产生抗药性的时候,你必须要别的东西才能治愈,我慢慢发现,好吧,我其实和流行尤其适合大众喜欢的东西越来越远。”2005年后,张亚东逐渐减少了流行音乐制作。

  “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音乐可以提供了我的另一个生命。”

  一天,张亚东的一个音乐圈外的朋友发来一条短信:“亚东我刚发现原来这首歌是你写的,我们喜欢这个歌。”“其实就是一个很公益的歌,只是没想到是我写的。”简单的一句话让张亚东思考了很多,也很感动:“音乐可以提供了你的另一个生命。你突然变得有一个你之外的东西,而且你也可以试图尽量让这个东西圆满而且不世俗,它是一个超越你的存在,这个特别有意义在我看来。”

  “练琴练久了出个门我会觉得自己特厉害,好像自己比别人多了些什么。”

  张亚东爱买乐器是他的朋友以至很多圈内人都知道的,他几乎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买乐器:从小对乐器的热爱延续到现在,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年龄的增长、音乐创作方式的变化和名气都没有影响张亚东对于乐器技巧的追求,练琴依然是他几乎每天的必做:“我觉得有趣。练了琴我可以不说话,跟自己玩好久。出来就觉得自己特牛,觉得自己好像比别人多了些什么似的。

  

  上衣 裤子均为:Hugo Boss 内搭: Giorgio Armani

  人到中年,张亚东承认他也有点儿焦虑,有点儿不够专注。他在积极让自己变成一个斜杠大叔:电影配乐,专辑,摄影,画画,配音,他知道每件事情都不好做,所以到了这个年纪也会着急;外界也有海量信息每天钻进他的大脑,“很难持续在一个自己的状态里,我处理不了那么多信息,那些东西会影响我。想看又不要被它影响,其实非常困难。”

  “我完全不敢看自己在节目上的表现,

  一期都没看过。”

  曾经说过自己不适合做评委的张亚东,最后还是来了《乐队的夏天》。多年的工作形成的习惯让他养成了一副直脾气:“我跟乐队包括歌手艺人在一起,我说话特别直,完全可以说特难听的话。比如说歌手跟我开会,我会说某一个想法太差了,这太烂了,你这个我受不了。”对他来说,“商业吹捧”任务是由歌迷、粉丝来完成的,他希望更有内容,更有建设性的对话;然而,公共场合对别人品头论足,看起来又着实没什么教养。他一脸为难却又真诚地说着心中的纠结,“我是‘超级乐迷’,我愿意看到别人的好,可我的职业习惯却总是让我最先看见不足,真是煎熬。而且,喜欢哪类音乐毕竟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绪,并无准则。”

  但是,因为有情商高的马东帮自己救场,加上他决定一期节目都不看,节目进行地倒是十分顺利,他还意外地因为人到中年却豪不油腻,对音乐真诚的分享态度圈了一波粉。“说实话我其实是有心理负担的,我不是偶像,但是也不愿意大家讨厌我。而想要大家喜欢的这个心思就是一个大包袱,我想我们都不愿活在别人的期望里。还好我和节目里所有的乐队都没有什么利益瓜葛,也没任何实际冲突,摇滚乐不需要权威,说真话就好。”

  

  

  

  监制 · 佟承岳

  策划 编辑 · 赵文斐

  摄影 · 张博然Eric

  采访、撰文 · 张林鑫

  服装 · Fiona

  妆发 · 邹程(ONTIME)

  服装助理 · 曾宇萌

  新媒体设计 · DinosaurS

  本文刊于《芭莎男士》2019.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