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地学风:吸纳荆州治学方法,继承汉代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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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蜕灭尘埃

  诸葛亮剧照

  三国时期,蜀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面貌,产生了一大批文人集团,著作繁深,如名列前四史中的《三国志》,与蜀地学风紧密相关。总体来说,由于地理原因以及人文风气,蜀地此际于汉末以来的实学之风有较好的继承,而绝非是落后于魏地,此与魏地彼时正酣的清谈、玄谈习气大相径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特点:

  一、古文为主,兼及今文

  今古文之争,是经学概念,至今仍然聚讼不断,主要的是解释儒家古经所用的版本差异引起解说的不同而产生的争议。治经方法上,今文经讲究“微言大义的阐释,讲述的重点是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而古文经讲究“在章句训诂典章名物上多所用心,重历史而不重哲学”。这一争议从刘歆时开始,延续到汉末,郑玄博通今古文,加以整合,郑学兴起以后,经今古文之争暂时告一段落。蜀地学者治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儒的解经思想,但是在具体的选择上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即以古文为主,兼及今文。一是从文献的明确记载来看,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云:

  “ 李仁,字德贤,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学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

  关羽夜读春秋

  古文经中的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在蜀地尤为盛行,不仅仅为文士所青睐,也为国家上层统治者、武将所偏好。同样《三国志·尹默传》有:“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以《左氏传》授后主。”;《三国志·关羽传》引裴松之注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皆略上口。”

  尹默能够以左传授习后主,可见蜀汉上层对古文经的重视,而关羽在常人看来是赳赳武夫、不学无术的莽汉形象,还能够讽诵左传,可见左传传播、风行的程度之深。除尹默、关羽之外,蜀中学者,研治毛诗、春秋左氏传的比比皆是,已蔚然成风,这不仅是李仁、尹默等人在积极接受古学,时人也是在进行明显的转变。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李譔(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李宓“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多所通涉”。左传等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在蜀地“遍地开花”,开枝散叶,主导着蜀地的治学之风,并且广为大家接受,这种现象不仅在蜀地如此,在同一时期吴地也是如此,吴地的学者习古文经的也颇具规模。

  除了研习古文经之外,也有少量的今文经学者,但毕竟是屈指可数,与治古文经的学者相比,显得形单影只,无法跟古文经学者抗衡,三国志主要记载了两位,一是张裔,“治公羊春秋”,二是孟光(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

  刘禅剧照

  从古文经治学方法上来看,古文经学的特点就是注重章句训诂。关于章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面专门作出过陈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也就是将整句话条分缕析,逐一分解,字字分析,以达到理解整篇文章的目的,这种方法为汉儒所提倡,在清朝时重整,形成著名的“乾嘉学派”。

  章句之法为三国时期的蜀地学者广为推重,一是有明确记载的,如景鸾“还,乃撰《礼略》《河洛交集》《风角杂书》《月令章句》,凡五十万言”,二是由师承关系推断,如李仁、尹默、李譔,都是远游荆州,从司马徽、宋仲子(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学习古文经,司马徽、宋仲子是古文经章句大家,李仁、尹默、李譔等既然“受古文”,必然是要学习、继承他们的解经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蜀地学者研习的儒家经典以原始的五经为主,其他的经典,比如论语、孟子、孝经并没有出现在其视野之中,另外除了传统的儒家的五经中的周易之外,道家的老子、庄子几乎没有学者触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传统儒家五经在蜀地的优势地位,以及蜀地学者的治学取向,对汉儒的治经传统存续,对传统经学的重视,而周易、老子、庄子却在北方的魏地被奉为圭臬,经过郭泰、何晏、王弼等人的注解、演绎,使得其为文人集团所广为接受和传唱,清谈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这种治学取向差异实际造成了两地不同的文人气息,即蜀地的矜重寡言、魏地的风流清谈。

  春秋左传

  二、锐意史籍,经史互通

  汉儒所提倡的经学在蜀地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蜀地的史学之风蔚为壮观。虽然史学二字是在后世才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其出现之前没有史学之实,《左传》《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在蜀地的风行,可见蜀地史学之盛,一方面继承了蜀地此前时期的重视史学的学风,在东汉之初就有张宽等人钻研,做春秋章句。另一方面也对北地汉末治经之风有所吸纳,并延伸到史学领域。锐意史籍,经史互通为蜀地学风的又一特点。

  首先是读史,《三国志·先主传》引裴松之注云:“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可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此为刘备给刘禅的遗诏,要他读“汉书、礼记”。又《三国志·张裔传》云:“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史、汉,即是史记、汉书。此云张裔“博涉史、汉”,即是历史典籍。

  另外尹默“皆通诸经史”,陈寿“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可见,读史记、汉书等史书之风在此时的蜀地尤为盛行。再是著史,这一时期的史学作品层出不穷。《三国志·谯周传》云:“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另外,陈述(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撰《益部耆旧传》,祝龟撰(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汉中耆旧传》、来敏撰《本蜀论》、谯周撰《三巴志》与《巴中异物志》等。

  尚书

  刘备、孟光虽为北方人,但入蜀以后,将史学风气也带了进来,张裔、尹默、陈寿、陈述等都是蜀地本土人,他们依旧保留着较好的史学风气。这说明不管是蜀地上层,还是中下层的官员、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史学。这种政权的流动不仅带来了人口的迁移,也带了学术风气的流动,蜀地史学之风的盛行自然与蜀主刘备个人的知识取向以及入蜀活动分不开。

  刘备幼年好飞鹰走马,交朋结友,不好读书,但其母将他送到当时的大儒卢植门下求学,接受经典教育,从他的诫子书来看,对经史典籍信手拈来,可知其博览群书之深并不亚于当时一些大学者。正是由于这种好史的知识取向,在其建政以后,大力推崇传统儒学,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推动,使得好史之风进一步扩张。读史之风自然会带来著史之风。蜀地学者在治史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特点:一是经史互治,经史兼具,张裔、谯周等人不仅仅研治经学,史学也是在其视野之内,经史都比较不可偏废的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这种包容性风气在同时期的魏、吴两地少有;二是史学著作,主要是以地方志、人物志为主,很少涉及囊括整个时期的史学著作,陈述、祝龟、来敏皆撰写的是蜀国本地历史的书,直到后来陈寿所写的《三国志》的出现,才突破这一局限。

  周易

  三、派交互,文化兴盛

  蜀地学者三国时期的治学风气,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北方的郑玄,郑学风行北方,蜀地学者受到郑玄的影响在所难免,二是荆州的司马徽、宋仲子,此二人显名于南方,三是蜀地本土学者,主要有四个,分别是杨厚、董扶、任安、谯周。北地以郑学为宗,郑玄是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早年在北地四处游学,后又到陇西拜当时的经学大家马融为师,博采今古文之长,集百家大成,故有“郑笺”之说,三国时期曹魏的名臣华歆尝言“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极富影响力,其对蜀中学者的影响是明显的,《三国志》中,明确记载蜀人受其影响的有两人,一是许慈(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后入蜀,“师事刘熙,善郑氏学”,二是姜维,天水(今甘肃天水)人,后入蜀,“少孤,与母居,好郑氏学”。荆州司马徽、宋仲子属于当时南方的名儒,二人都到荆州投奔荆州牧刘表,司马徽善于品鉴知人,曾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与宋仲子齐名,皆深谙古文经学,梓潼人尹默、李譔都远游荆州向二人学习古文经。后入蜀的向朗也曾师事司马徽学习古文经。

  三顾茅庐

  汉末蜀地本地的大儒杨厚,善谶纬之学,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周群、周舒父子,皆受其影响,“父舒,字叔布,少学术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广汉绵竹(今四川绵竹)人董扶、任安也是其弟子,“(董扶)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任安的弟子也是很多,在蜀地的影响巨大,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杜琼“少受学于任安,精究安术”[,梓潼人杜微(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少受学于广汉任安”。谯周大概是自学成才,史书并未载其师承何人,“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不忘寝食”,其弟子即是后来的大史学家陈寿。

  正是北地郑玄,荆州司马徽、宋仲子,蜀人杨厚、董扶、任安、谯周等诸家交互影响,蜀地的学术显得纷繁复杂。郑玄解经偏向于训诂、章句,后为清人推重,实为考据之学,对于司马徽的著作史载不详,只知其通古文经,但是其尝言“孺子,孺子,黄中通里,宁自知不?”,“黄中通里”为周易文言中的内容,据此则可推知其精通古文周易,宋仲子撰过五经章句,二人应该皆精通古文经章句,蜀地学者受东汉谶纬之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北地郑玄学派、荆州学派均流入蜀地,与本土学派交相辉映,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荆州学派,本土派学者以方术、谶纬为主,这种对于受到新冲击的蜀人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由尹默、李譔等人远游荆州受古学之事便可知。相对于北方战乱的形势,荆州、蜀地成为了文士避难最好的去处,这种战争地理对于学术流派的形成、传播、交融提供了积极的可能,这种地域庇护,不是前人所谓的地理上偏僻而导致学术的滞后,而是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土壤,这种条件也是魏地与吴地无法比较的。

  参考文献:《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国文化通史》

  诸葛亮剧照

  三国时期,蜀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面貌,产生了一大批文人集团,著作繁深,如名列前四史中的《三国志》,与蜀地学风紧密相关。总体来说,由于地理原因以及人文风气,蜀地此际于汉末以来的实学之风有较好的继承,而绝非是落后于魏地,此与魏地彼时正酣的清谈、玄谈习气大相径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特点:

  一、古文为主,兼及今文

  今古文之争,是经学概念,至今仍然聚讼不断,主要的是解释儒家古经所用的版本差异引起解说的不同而产生的争议。治经方法上,今文经讲究“微言大义的阐释,讲述的重点是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而古文经讲究“在章句训诂典章名物上多所用心,重历史而不重哲学”。这一争议从刘歆时开始,延续到汉末,郑玄博通今古文,加以整合,郑学兴起以后,经今古文之争暂时告一段落。蜀地学者治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儒的解经思想,但是在具体的选择上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即以古文为主,兼及今文。一是从文献的明确记载来看,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云:

  “ 李仁,字德贤,涪人也。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学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以修文自终也”

  关羽夜读春秋

  古文经中的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在蜀地尤为盛行,不仅仅为文士所青睐,也为国家上层统治者、武将所偏好。同样《三国志·尹默传》有:“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以《左氏传》授后主。”;《三国志·关羽传》引裴松之注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皆略上口。”

  尹默能够以左传授习后主,可见蜀汉上层对古文经的重视,而关羽在常人看来是赳赳武夫、不学无术的莽汉形象,还能够讽诵左传,可见左传传播、风行的程度之深。除尹默、关羽之外,蜀中学者,研治毛诗、春秋左氏传的比比皆是,已蔚然成风,这不仅是李仁、尹默等人在积极接受古学,时人也是在进行明显的转变。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李譔(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李宓“治春秋左传,博览五经,多所通涉”。左传等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在蜀地“遍地开花”,开枝散叶,主导着蜀地的治学之风,并且广为大家接受,这种现象不仅在蜀地如此,在同一时期吴地也是如此,吴地的学者习古文经的也颇具规模。

  除了研习古文经之外,也有少量的今文经学者,但毕竟是屈指可数,与治古文经的学者相比,显得形单影只,无法跟古文经学者抗衡,三国志主要记载了两位,一是张裔,“治公羊春秋”,二是孟光(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

  刘禅剧照

  从古文经治学方法上来看,古文经学的特点就是注重章句训诂。关于章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面专门作出过陈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也就是将整句话条分缕析,逐一分解,字字分析,以达到理解整篇文章的目的,这种方法为汉儒所提倡,在清朝时重整,形成著名的“乾嘉学派”。

  章句之法为三国时期的蜀地学者广为推重,一是有明确记载的,如景鸾“还,乃撰《礼略》《河洛交集》《风角杂书》《月令章句》,凡五十万言”,二是由师承关系推断,如李仁、尹默、李譔,都是远游荆州,从司马徽、宋仲子(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学习古文经,司马徽、宋仲子是古文经章句大家,李仁、尹默、李譔等既然“受古文”,必然是要学习、继承他们的解经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蜀地学者研习的儒家经典以原始的五经为主,其他的经典,比如论语、孟子、孝经并没有出现在其视野之中,另外除了传统的儒家的五经中的周易之外,道家的老子、庄子几乎没有学者触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传统儒家五经在蜀地的优势地位,以及蜀地学者的治学取向,对汉儒的治经传统存续,对传统经学的重视,而周易、老子、庄子却在北方的魏地被奉为圭臬,经过郭泰、何晏、王弼等人的注解、演绎,使得其为文人集团所广为接受和传唱,清谈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这种治学取向差异实际造成了两地不同的文人气息,即蜀地的矜重寡言、魏地的风流清谈。

  春秋左传

  二、锐意史籍,经史互通

  汉儒所提倡的经学在蜀地继承,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蜀地的史学之风蔚为壮观。虽然史学二字是在后世才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其出现之前没有史学之实,《左传》《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在蜀地的风行,可见蜀地史学之盛,一方面继承了蜀地此前时期的重视史学的学风,在东汉之初就有张宽等人钻研,做春秋章句。另一方面也对北地汉末治经之风有所吸纳,并延伸到史学领域。锐意史籍,经史互通为蜀地学风的又一特点。

  首先是读史,《三国志·先主传》引裴松之注云:“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可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此为刘备给刘禅的遗诏,要他读“汉书、礼记”。又《三国志·张裔传》云:“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史、汉,即是史记、汉书。此云张裔“博涉史、汉”,即是历史典籍。

  另外尹默“皆通诸经史”,陈寿“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可见,读史记、汉书等史书之风在此时的蜀地尤为盛行。再是著史,这一时期的史学作品层出不穷。《三国志·谯周传》云:“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另外,陈述(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撰《益部耆旧传》,祝龟撰(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汉中耆旧传》、来敏撰《本蜀论》、谯周撰《三巴志》与《巴中异物志》等。

  尚书

  刘备、孟光虽为北方人,但入蜀以后,将史学风气也带了进来,张裔、尹默、陈寿、陈述等都是蜀地本土人,他们依旧保留着较好的史学风气。这说明不管是蜀地上层,还是中下层的官员、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史学。这种政权的流动不仅带来了人口的迁移,也带了学术风气的流动,蜀地史学之风的盛行自然与蜀主刘备个人的知识取向以及入蜀活动分不开。

  刘备幼年好飞鹰走马,交朋结友,不好读书,但其母将他送到当时的大儒卢植门下求学,接受经典教育,从他的诫子书来看,对经史典籍信手拈来,可知其博览群书之深并不亚于当时一些大学者。正是由于这种好史的知识取向,在其建政以后,大力推崇传统儒学,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推动,使得好史之风进一步扩张。读史之风自然会带来著史之风。蜀地学者在治史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特点:一是经史互治,经史兼具,张裔、谯周等人不仅仅研治经学,史学也是在其视野之内,经史都比较不可偏废的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这种包容性风气在同时期的魏、吴两地少有;二是史学著作,主要是以地方志、人物志为主,很少涉及囊括整个时期的史学著作,陈述、祝龟、来敏皆撰写的是蜀国本地历史的书,直到后来陈寿所写的《三国志》的出现,才突破这一局限。

  周易

  三、派交互,文化兴盛

  蜀地学者三国时期的治学风气,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北方的郑玄,郑学风行北方,蜀地学者受到郑玄的影响在所难免,二是荆州的司马徽、宋仲子,此二人显名于南方,三是蜀地本土学者,主要有四个,分别是杨厚、董扶、任安、谯周。北地以郑学为宗,郑玄是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早年在北地四处游学,后又到陇西拜当时的经学大家马融为师,博采今古文之长,集百家大成,故有“郑笺”之说,三国时期曹魏的名臣华歆尝言“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极富影响力,其对蜀中学者的影响是明显的,《三国志》中,明确记载蜀人受其影响的有两人,一是许慈(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后入蜀,“师事刘熙,善郑氏学”,二是姜维,天水(今甘肃天水)人,后入蜀,“少孤,与母居,好郑氏学”。荆州司马徽、宋仲子属于当时南方的名儒,二人都到荆州投奔荆州牧刘表,司马徽善于品鉴知人,曾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与宋仲子齐名,皆深谙古文经学,梓潼人尹默、李譔都远游荆州向二人学习古文经。后入蜀的向朗也曾师事司马徽学习古文经。

  三顾茅庐

  汉末蜀地本地的大儒杨厚,善谶纬之学,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周群、周舒父子,皆受其影响,“父舒,字叔布,少学术于广汉杨厚,名亚董扶、任安”,广汉绵竹(今四川绵竹)人董扶、任安也是其弟子,“(董扶)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任安的弟子也是很多,在蜀地的影响巨大,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杜琼“少受学于任安,精究安术”[,梓潼人杜微(三国时期人,生卒不详)“少受学于广汉任安”。谯周大概是自学成才,史书并未载其师承何人,“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不忘寝食”,其弟子即是后来的大史学家陈寿。

  正是北地郑玄,荆州司马徽、宋仲子,蜀人杨厚、董扶、任安、谯周等诸家交互影响,蜀地的学术显得纷繁复杂。郑玄解经偏向于训诂、章句,后为清人推重,实为考据之学,对于司马徽的著作史载不详,只知其通古文经,但是其尝言“孺子,孺子,黄中通里,宁自知不?”,“黄中通里”为周易文言中的内容,据此则可推知其精通古文周易,宋仲子撰过五经章句,二人应该皆精通古文经章句,蜀地学者受东汉谶纬之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北地郑玄学派、荆州学派均流入蜀地,与本土学派交相辉映,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荆州学派,本土派学者以方术、谶纬为主,这种对于受到新冲击的蜀人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由尹默、李譔等人远游荆州受古学之事便可知。相对于北方战乱的形势,荆州、蜀地成为了文士避难最好的去处,这种战争地理对于学术流派的形成、传播、交融提供了积极的可能,这种地域庇护,不是前人所谓的地理上偏僻而导致学术的滞后,而是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土壤,这种条件也是魏地与吴地无法比较的。

  参考文献:《三国志》、《华阳国志》、《后汉书》、《中国文化通史》